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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把握的战略机遇。科技自立自强迎来新机遇。全球技术多点突破，为中国在新兴领域实现赶超提供可能。外部技术封锁倒逼自主创新，国内市场支撑技术迭代，海外高端人才引进面临窗口期。绿色转型开辟发展新赛道。中国在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已形成优势，全球绿色需求持续增长，绿色产业有望成为“换道超车”重要依托；在全球治理中地位提升迎来机遇，随着综合国力和对外投资增强，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中发挥枢纽作用。美国国际信用下降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提供空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契合国际期待，有助于提升中国影响力。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两个推动”，即“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根据目标导向原则，实现“一个确保”即“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根据问题导向原则，解决当下经济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区间、经济增长动力转变、收入分配格局优化。“十五五”时期，任务更为艰巨——2024年人均GDP约1.35万美元，需未来10年以美元计年均名义增长5%，才能在2035年实现翻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紧迫性前所未有。提振内需成为当务之急。2024年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5%，仅为疫情前5年年均增速的一半。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更是财富积累的结果。以分配制度改革为抓手，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是巩固拓展经济回升向好势头的根本之道。共同富裕目标锁定2035年，分配制度的建设窗口期仅剩10年。改革进入“双轨并重”新阶段，过去侧重收入流量调节，今天必须将流量与存量并举，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同推进。

　　艰巨性不容低估。中国再分配机制是较突出短板，集中体现于税收、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三大支柱，税收制度调节功能受限。全部税收收入中不足10%直接来源于个人，几乎无居民财产税；90%以上税收通过企业缴纳，税负高度可转嫁，导致税前与税后基尼系数差距极小，调节贫富差距能力弱化。社保与转移支付覆盖不均。城乡二元分割与身份差异并存：国有单位正式职工享有完整保障，农村居民、非公单位及编制外人员保障有待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直接削弱再分配功能，使提振消费面临群体间需求与能力差异的复杂挑战。

　　当前，部分西方发达国家以“小院高墙”对我国进行围堵。通过扩大自主开放可拓展经贸伙伴，构建稳定多元的产业链供应链。以自主开放促进国内外市场、产业、创新、规则联动，提升经济效率与韧性，构建以中国为枢纽的世界性大市场，为中国式现代化拓展国际空间。如今的开放已超越传统关税、配额等“边境上”措施，聚焦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边境后”制度安排，应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进行压力测试，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新供给。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自身高水平循环带动国际大循环，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帮助其更好融入国际市场，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

　　未来国际合作与竞争核心已非简单成本让利，而是制度型开放。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聚焦服务业准入开放，提升国际规则制定引领能力，实现从规则接受者到建设者、引领者转变。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是破除贸易壁垒、促进要素跨境流动的制度引擎。应加快进程释放制度红利，拓展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进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格局。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开展首创式、集成式探索并推广改革经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发挥对外开放牵引作用，培育制度集成创新成果，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健全国家安全保障机制、提升开放监管水平、完善出口管制体系，掌握国际合作竞争主动权。

　　准确把握深刻内涵。投资于物表现为投资基础设施、机器设备、房屋建筑等实物资产。投资于人表现为对全体人群、全生命周期在教育、健康、养老、技能培训等方面投资，目的是提升人的能力和潜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对立统一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需要在投资于物中摒弃传统的为投资而投资、为增长而增长的陈旧观念，更加重视服务于人的因素，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在投资于人中进一步明确投资于物的方向，提高投资于物的效益和效率。最终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互动中实现有机结合，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促进。

　　深入领会重大意义。长期以来，投资于物对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投资于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尤其是在全球产业竞争已从“资本密集”转向“人才密集”的大趋势下，要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实现创新驱动、需求拉动，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在投资于人的重点方向上持续用力。只有这样，才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赢得战略主动，才能筑牢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才能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

　　精准把握着力点。短板就是着力点，弱项就是结合部。一方面，投资于物要精准把握投资领域和方向。要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高质量高标准农田、城市更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力度，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产业质量；加大科技创新投资，着力加大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平台建设等的投资力度。另一方面，投资于人要着力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着力补齐民生短板，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大对生育养育教育、医疗、普惠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投入，提供更多高质量、智能化、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兼顾事关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各环节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做到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更加注重各领域之间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进行顶层设计，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政府和市场、发展和安全、秩序和活力、数量和质量、机遇和风险、开放和安全、国内和国际、当前和长远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关系，推动各方面工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实现新的跃升。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一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系列举措。《建议》强调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以习外交思想为指导，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面临深刻复杂的内外环境变化。从国际看，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新机遇，我国具备塑造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但同时，全球地缘冲突频发、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济乏力、大国博弈加剧、全球性风险挑战与全球“赤字”问题等日益突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提出全球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大倡议，为化解全球风险、完善治理体系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充分彰显了大国担当。

　　全球发展倡议聚焦人类生存发展与共同现代化，着力破解全球发展赤字，激发动力活力，推动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支柱”。全球安全倡议关注战争与和平、冲突与稳定，致力破解全球和平与安全赤字，倡导对话协商解决争端，营造稳定环境，铸就“安全支柱”。全球文明倡议着眼于文明间的隔阂与互信，致力破解信任赤字，促进交流互鉴，凝聚价值共识，筑牢“文明支柱”。全球治理倡议针对全球治理不公正不合理等问题，致力化解治理赤字，完善多边体系，推动公平发展，完善制度架构，构筑“治理支柱”，强化制度保障。四大全球倡议各有侧重、相互支撑、彼此促进，构成目标一致、功能互补、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和服从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