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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9月，军方推翻他信政府，标志着选举政治第一次被公开、直接地中断。这对当时仍处于青少年或青年期的一代人而言，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政治断裂。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投票并不一定能决定政治结果。2014年政变之后，军方组建泰国国家和平与秩序委员会(NCPO)执政，巴育任看守总理，直至2017新宪法推出，巴育正式被委任为泰国总理。军政府长期执政，政治管控、言论限制，以及“12条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教育成为日常。对这一代人来说，政治参与的受限并非是短暂的异常，而是一种持续状态。这种长期被剥夺政治能动性的经验，形成了一种反弹情绪，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积累。

　　情绪的积累最终在2020年爆发。2020年2月，裁定解散未来前进党（橙党），并禁止其核心领导人从政。由于该党被广泛视为代表新世代、反军方、并试图在既有规则内进行制度竞争的政治力量，其解散被理解为“规则纵”的直接证据。由此引发的情绪，不仅是政治立场之争，而是一种更广泛的道德愤怒，是对司法中立和制度公平的根本怀疑。长期积累的不满迅速转化为集体行动，直接催化了同年席卷全国的青年抗议运动。2023年的大选，则是在这一情绪高点之后开展的。它被广泛理解为对军政府时期的制度性清算，也是对2020年抗议诉求的一次正式回应。以远进党（橙党）为代表的改革派在选举中获得历史性支持，选举本身也被赋予了强烈的“世代交替”的意义。然而，选举结束后的组阁受阻、制度性否决、权力重新分配，则迅速冷却了这种情绪。这一次，失望与愤怒并未完全转化为新一轮大规模抗议，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冷静、观望甚至沉默。

　　朱拉隆功大学的资深研究员还说：“在那个阶段（2020年未来前进党解散时），人们确实非常愤怒。但问题是，为什么当时的愤怒会集中爆发，而后来却逐渐减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橙党”（远进党及其前身）仍然存在时，人们普遍相信它是真正“为人民而存在的”。即便政党被迫更名，议员们也公开强调这不过是名称的变化，而不是理念的改变。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并没有感到恐惧，反而仍然抱有某种确定感，他们知道这个政治力量站在人民一边。后来，远进党在尚未真正施展其政治能力之前就被解散，随后又演变为人民党。在这个过程中，政党逐渐完成组织调整、积累经验，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现。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反复本身已经变得可预期，因此不再像第一次那样引发强烈情绪反弹。从选举结果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第一次以“未来前进党”名义参选时，他们赢得了约80个席位；而在后来的一次选举中，他们获得了约150个席位。也正因为这种持续壮大，一部分支持者开始认为，情况或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愤怒因此被稀释了。”

　　2026年大选的不同之处在于，引发讨论的已经不再是某个具体的政党，而是一个已经被解散、却不断“重生”的政治力量。这种重复出现的模式，已经不再带来最初的震撼，而是逐渐转化为一种可预期的政治经验。正因如此，即便泰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政治阶段，关于“为什么”的疑问仍然大量存在。许多团体开始思考政治行动的形式，为什么一定要通过政党形式？为什么不能是一场更松散、更长期的社会运动？在他们看来，政治并不必然通过选举或政党来完成，而更像是不断播种的过程，个体来来去去，但思想和诉求会留下，最终生根发芽。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26年大选前夕的政治气氛显得格外平静。无论是在大学校园、青年社群，还是在社交媒体空间中，人们对选举的关注更多表现为理性的讨论与谨慎的评估，而非情绪性的投入。这种平静并不意味着政治冷感的全面蔓延，而更像是一种经验累积后的调整。在经历多次高强度动员、制度性挫折与现实限制之后，选民逐渐降低了对选举的情绪期待，将政治参与重新分配到更长期、分散且低调的实践之中。因此，与其将2026年的安静理解为去政治化，不如将其视为一种情感策略的转变。过去二十年中，政变、政党解散、街头抗议与关键选举反复出现，共同塑造了新世代选民对选举政治的基本认知。当这些经验不断重复，却难以产生预期中的制度转变，当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无法转化为实际的执政权力时，情绪自然会从正面对抗转向保留态度，从集体动员转向持续观望。正是在这种转变之中，情绪的退潮本身，成为理解当下泰国政治不可忽视的现象。

　　从选举数据和社会基础来看，人民党（橙党）无疑仍是当下最具吸引力的政治力量之一。但在泰国政治语境中，成为最大党并不等同于能够执政。2023年的经验对此已提供了清晰的示例。当时，远进党领导人皮塔在选举中获得最多支持，却未能在总理选举中跨越制度门槛。泰国实行两院制，由500名民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和250名委任议员组成的参议院构成。由于总理须由众议院与由军政府任命的参议院共同选出，非军方阵营必须在众议院获得极高席次，才能抵消参议院的影响。若参议院悉数支持军方人选，这就意味着非军方阵营必须在众议院取得376席才能在总理选举中获胜。在皮塔确定取得313名众议员支持的情况下，在众议院坐拥70席、立场摇摆的第三大党自豪泰党遂成为决定军方继续执政或皮塔当选总理的“关键少数”。最终，皮塔未能获得足够的选票成为总理，组建政府的机会随后落到了第二大党为泰党手中。

　　为泰党在参议院的支持下，组建了一个将远进党排除在外的联合政府，为泰党候选人赛塔当选为总理。此后几年，泰国政局持续动荡。赛塔于2024年被弹劾，为泰党随后在佩通坦的领导下组建了第二届政府，佩通坦也于2025年被弹劾。赛塔与佩通坦相继因司法程序离任，政治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2025年9月，人民党与自豪泰党达成协议，支持阿努廷出任总理，并约定阿努廷必须在向议会提交政策声明后的四个月内解散议会，为2026年选举铺平道路。这一系列过程进一步强化了选民对制度性不确定性的认知。

　　2026年2月8日，选民选举新一届众议院，并通过全民公投决定是否启动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以取代2017年军政府时期通过的宪法。本次选举采用的选举制度与2023年泰国大选的选举制度相同，依据《泰国王国宪法》及修订案（第1号）规定，众议院500个席位通过双重投票制产生，其中400席由选区选举产生，采用得票数最高者当选制；另外100席通过政党名单选举产生，符合资格的选民需分别对两种选票进行投票。此外，泰国政治史上首次全民公投，也将于当日同时举行。

　　因此，在现行与政治结构下，人民党即便在选举中再次成为最大党，也仍将面临三重挑战。首先是能否跨越制度性门槛推举总理的问题。过往经验显示，即便改革派在众议院赢得压倒性支持，其执政合法性仍可能在制度层面被重新审查甚至否决，这使“赢得选举”与“获得执政权”之间存在断裂。其次是能否获得足够的盟友组成联合政府。在泰国高度碎片化的政党体系中，单一政党几乎不可能独立执政。人民党若要组阁，势必需要与立场、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历史并不完全一致的政党进行谈判与妥协。这意味着，即便人民党能够进入执政联盟，其政策空间和改革幅度也可能在协商过程中被大幅压缩。对部分支持者而言，这种妥协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未上台之前就已受限”的挫败感。第三是否会再次被司法或机制提前终结政治进程。过去十余年中，政党解散、政治人物资格审查、弹劾等司法行动，已成为影响选举结果与执政稳定的重要变量。对人民党而言，这并非抽象模糊的可能性，而是已经发生过的政治现实。正因如此，即便在选举获胜之后，执政能否持续、政策能否推进，仍然笼罩在高度不确定之中。

　　正是这些限制与挑战，使选民对所谓的“大胜”的期待本身变得谨慎。在田野访谈中，我反复听到类似的表达“我们会选择橙党，但之后会发生什么，就不知道了。”这是一种基于经验形成的现实判断，既包含了对改革派的持续支持，也承认了现行政治结构的强大约束力。换言之，选民并未放弃投票，但已经不再轻易将选举结果等同于政治转变的实现。这种情绪上的收缩，正是2026年大选平静氛围的重要来源之一。人们仍然参与，但不再期待一次选举就能解决结构性问题；仍然选择立场鲜明的政党，却不再对其执政前景抱有过高的情绪投注。对许多选民而言，这种理性但保留的参与方式，或许正是他们在反复受挫之后，为自己保留下来的一种政治能动性。

　　自豪泰党长期以来被视为一个能够在政变体制中生存，甚至与政变势力保持合作关系的政党。与橙党（未来前进党／远进党）明确的反军方、反政变立场不同，自豪泰党从未将“反政变”作为其核心意识形态。无论是在2006年还是2014年政变之后的政治格局中，它都能够顺利进入联合政府，与军方背景人物合作，并维持稳定的政治存在。因此，在反复受挫、充满不确定的政治环境中，自豪泰党更像是一个“体制内、可接受的选项”。对部分选民而言，自豪泰党代表的并非理想，而是一种能运作的政府。对保守派与军方而言，它同样构不成根本性威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反转，在选举中赢得大量选票的，往往是以反军方、反政变为核心诉求的远进党阵营，但最终主导政府或成为总理人选的，却是体制最容易接受的政党——“你看，我们明明投的是‘反政变’政党，结果却选出了一个政变体制里最安全的政党。”“很多年轻人投票给远进党，是为了反军方、反政变、修改宪法，但最终的政治现实却总是由一个不反政变、甚至被视为亲体制的政党主导。”在经历了理想与结果之间的反差，以及选票无法转化为权力的无力之后，新世代的政治情感开始冷却。年轻人的愤怒不再像2020年那样爆发，不再走向街头，这并不是因为不满消失了，而是因为许多人已经亲身经历过即便高度动员、选票集中，政治结果仍可能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愤怒在一次次无法转化为变革的过程中被逐渐消耗，转而表现为冷静、观望甚至克制。这恰恰说明，新世代的政治行为并非简单的情绪反射，而是越来越受到议题结构、组织能力与现实成本的制约。

　　相比之下，他信及其政治网络所代表的为泰党，尽管仍然拥有深厚的基层动员能力与地方政治网络，但在公众认知中始终难以摆脱腐败、家族政治以及“旧政治”的阴影。许多人在谈及为泰党时，并非否认其政策曾经带来的实际改善，而是质疑其权力运作方式的透明度与可持续性。为泰党曾被视为一个专注于务实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政党，但由于与旧权力集团以及政变相关人士的妥协，其公信力有所下降。这导致其在支持率下滑的同时，也被视为一个“新保守主义”政党。对新世代而言，为泰党象征的往往不是变革，而是一种以选举胜利为目标，但在体制妥协中不断后退的政治实践。这种形象使其在青年群体中难以重新激发强烈的情感认同。

　　正是在这种多重对比中，选民的选择显得格外复杂。对朱拉隆功大学的一位青年研究员而言，“如果仅仅把这些政党当作抽象的政治标签来看，我未必会喜欢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有些政党之所以难以获得我的支持，并不完全源于政策分歧，而是因为我对它们所代表的选民基础或社会群体缺乏好感。但如果回到现实政治的具体选择中，不同政党之间的差异仍然会影响判断。这些认知并非绝对的事实判断，而是选民在长期政治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印象，它们共同构成了现实选择的参考框架。”自豪泰党的“务实”、为泰党的“旧政治”、的“建制性”，并非固定标签，而是选民在反复政治经验中逐渐形成的判断标准。当政治制度反复挫败选民期待时，投票行为不再是情绪或理念的表达，而成为一种基于经验、风险评估与可预期结果的权衡过程。

　　该研究员继续说道：“实际上，新世代，也不仅仅是这一代人，正面临着这个国家的各种问题，并且渴望找到解决办法。”在这种语境下，选民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民主理想或制度设计，而越来越转向具体的治理能力、政策执行以及能否回应当下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因此，最终的选择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人’本身，也就是政党中的政治人物、他们的能力以及他们是否真正回应民意。我想强调的是，这种选择不仅仅是情感上的好恶，其中也包含理性的考量。例如，一个值得支持的政党，应该愿意推动调查、直面问题，并在政治和政策上保持主动性。他们需要比其他政党更积极地回应社会需求，清楚地指出国家的发展方向，并通过制度和政策去创造新的机会。”正是在这种理性化、问题导向的判断中，泰国政治讨论的焦点也开始发生转移，从民主、制度与意识形态，转向安全、经济、腐败与日常生活风险。

　　朱拉隆功大学的研究员分析说：“当前，一个显著变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上升，尤其在涉及泰国与柬埔寨边境问题时表现突出。这种情绪在婴儿潮一代和X世代中尤为明显，他们对国家安全和主权议题高度敏感。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原本立场克制的人，也会在网上发布激烈、甚至带有侮辱性的言论。这种民族主义浪潮，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他社会不满情绪，使公共讨论偏离了制度改革、腐败、公共安全等议题。”“近年来发生了多起重大事故，例如缅甸地震引发的曼谷建筑坍塌、呵叻府起重机倒塌等，引发公众对腐败、监管失灵以及外部资本影响的质疑。但这些愤怒是碎片化的，没有统一叙事、没有明确目标、没有能够整合议题的组织或领袖。结果是，愤怒四处扩散，却无法转化为持续的政治动员。现在泰国人除了泰国商贸之外最关心的问题是诈骗，还有灰色产业和灰色资本。”这类议题更容易激发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容易被政党用于技术性动员，却未必能转化为系统性的制度改革。

　　朱拉隆功大学的青年研究员说：“如果你观察各个政党及其政策，会发现它们最关注的是人民的利益，尤其是社会保障。他们将社会保障与那些能明显造福人民（幸福感）的事情联系起来。现在，政党正试图利用社会保障领域的腐败问题，将其与当下的形势、油价以及‘你的钱’等话题联系起来。他们并不关心那些宏大的发展蓝图，而是专注于为人民带来切实的好处。这就是这次选举的策略。”通过观察2026年参选政党的宣传材料与竞选口号，会发现“打击灰色资本”“摆脱贫困”“保障民生”“粉碎诈骗”等词汇被频繁使用。社会保障不再只是技术性的政策领域，而被包装成一种情绪承诺，一种可以被想象、被期待、甚至被提前消费的幸福感。然而，这种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幸福叙事”，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变后国家权力对情感的治理方式（参见Malinee 2023）。通过不断强调可感知的福利改善，将公众注意力从更难以撼动的问题上移开，例如军方在政治中的角色、宪法结构的不对称性、司法权力的政治化，以及选举结果反复被制度性阻断的现实。这些结构性问题并未消失，而是在改善生活的话语中被暂时悬置或弱化。换言之，这种官方的幸福叙事并非单纯的为了回应民生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制造希望与满足的幻象，来缓和长期积累的不满情绪。当政治改革难以推进、制度变革遥不可及时，社会保障就会成为一种“可交付的政治成果”，既能证明政府仍在运作，也能为公众提供一个继续等待的理由。

　　这也解释了为何在2026年大选前夕，尽管社会中并不缺乏不满与焦虑，但它们更多以碎片化、议题化的形式出现，而未能再次凝聚为明确的动员。朱拉隆功大学的资深研究员分析说：“与2019—2020年相比，那种由社交媒体驱动、通过话题标签扩散、夜间集会结束后继续线上施压的运动模式正在明显衰退。部分原因是缺乏切中要害、能够凝聚共识的议题，就像看菜单一样，上面没有这个选项，（就没有办法点菜）。”这一转向，也是理解当下泰国选举氛围“平静与不确定”的关键线索。

　　当前政治氛围平静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交媒体平台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社交平台不再是一个单纯用于动员、表达不满和组织抗议的空间，而更像是一个高度拥挤、被反复操纵的市场。机器人账号、信息战（IO）和刻意制造对立的内容大量出现，不断消耗人们的信任感，使许多人对网络政治保持距离。回顾更早的政治动员经验，这种变化尤为明显。52岁的朱拉隆功大学社会研究员说：“在黄衫军与红衫军对峙的年代，那时推特还没有这么普及，他们利用电视、参加集会和现场演讲动员民众，然后对立的红衫军就会出现，直接回应，进行对抗。”而今天的政治竞争更多发生在平台内部，呈现为零散、碎片化、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在任何运动中，对立方都会学习、适应并参与其中。”最初，信息战（IO）主要由军方推动，军方进入社交媒体，是为了应对新一代通过网络进行的政治表达。但很快这种做法被所有政党吸收、复制，变成一种普遍使用的竞选手段。到2026年大选前夕，几乎没有哪个主要政党不被怀疑使用机器人账号、操纵话题或放大特定叙事。在这样的环境下，推特（或X）更像是一种工具，而不是动员本身。它仍然能制造声量，却越来越难以转化为真实的集体行动。现在泰语里的流行词“键盘侠”正是对这种状态的描述。“键盘侠” 指的是那些躲在键盘后面互相谩骂的人，但真正走上街头的人却越来越少。

　　这并不意味着社交媒体不再重要，恰恰相反，它变得更加复杂，也更难判断。信息战（IO）的泛滥，使许多人在浏览政治内容时保持高度警惕，甚至产生疲劳感。另一位34岁朱拉隆功大学的社会研究员形容说：“如果你在浏览社交媒体，即使你什么都没做，也可能无意中接触到信息战，就像你今天在网上看了某件商品，第二天就被精准推送相关信息一样。”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网络上很容易将高度一致的政治表达，直接归因为纵或有组织的信息战。但他提醒道：“实际上，很多表达并非出于统一指挥，而是特定历史与情绪背景下的自然反应。我希望人们能理解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网络动员都等同于操纵，也不是所有高度一致的表达都意味着信息战。”目前网络上确实存在大量唱衰橙党的文章，逻辑完整、论证充分，但如果翻看评论区，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回应：“叔叔说得很对，但我还是会投46号（橙党）。”“你发的帖子越多，我越容易做决定，我肯定会选择46号。”“感谢你向我们披露了人民党的真实面目，我会特意投票支持他连任两届。”这种反差本身，正说明网络空间中的意见并不总是能够被简单归类为操纵或动员。它更像是一种混杂着怀疑、认同和反讽的公共表达场域。

　　首先，政治表达正在从情绪动员转向低风险选择。与前几年高度情绪化的街头动员与对抗相比，这一次选举呈现出了表面上的平静。朱拉隆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Sitthithorn在观察各党竞选海报时注意到，与2023年相比，政策内容在实体海报中的存在感显著降低。许多海报只剩下候选人的头像、姓名和编号，几乎不再试图通过标语解释政党的主张（参见Matichon online的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消失了，而是被转移到了线 年以来，社交媒体成为主要战场之后，政党不再依赖清晰、激进、容易引发争论的政策口号，而更倾向于传递模糊但安全的信息：稳定、能做事、降低生活成本、保障福利。这种策略既是对算法环境的适应，也是对选民心理变化的回应。经历多次选举与制度受阻之后，许多选民不再期待一次投票就能带来结构性改变，而是转而关注“不要更糟”“想要安全和稳定”。这使得选举看起来缺乏方向感，却同时提高了结果的不确定性。

　　其次，民族主义与安全议题重新浮现。保守叙事的回潮并不是简单的意识形态右转，而是对不确定时代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泰柬边境冲突、诈骗案件频发、经济下行压力，使“安全”“秩序”“稳定”再次成为被公开强调的政治叙事。但这一变化并未简单地将选民推向某一个右翼政党。相反，多数大型政党都在谨慎地借用民族主义语汇，避免采取过于激进的立场。真正高调使用民族主义口号的，往往是中小型政党，它们试图在竞选环境中通过更大声的表达获得曝光。这也导致保守阵营内部议题高度相似，选票可能被进一步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