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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不必对数字人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数字人或推动岗位由“本人亲自完成”，转向“本人设计规则、训练系统、监督结果、兜底风险”。但前提是法律与伦理框架的及时跟进。法律上，要划定企业对劳动者职业数据的采集范畴：劳动者的工作数据、经验沉淀属于个人职业能力的组成部分，企业未经明确授权不得擅自采集、训练、商用；即便授权，也应明确使用范围、期限、收益分配方式，并通过新技术找到可行的数据撤回机制。伦理上，要警惕“过度拟人化”的伦理风险，数字人无论多么“像人”，其本质仍是工具，企业和社会都应避免将人类特有的情感、判断、责任，简化、异化为冰冷的数据。

　　离职员工被“炼化”成数字人，是一幕荒诞却又具有警示意义的现实镜像。那位觉得“好玩”便同意此行为的离职员工，本无过错——在迅猛迭代的技术浪潮面前，人们的认知往往是后知后觉的，他们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预判自己的选择可能引发的所有连锁后果。正因如此，法律、制度和公共舆论才更需要主动站出来，替他们追问那些来不及深思、无力拒绝的潜在隐忧。数字人的未来，绝不应构筑在劳动者数字权利被忽视、被透支的废墟之上，而应扎根于法治护航、伦理兜底、人机共生、技术向善的坚实沃野，让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而非凌驾于人。（作者系中国网评论员邢砚薷）